前年第一次旁观诸葛亮躬耕地话题时，有很多想插嘴的地方，其中最忍不住的可能要算“诸葛亮可不可能到战乱地躬耕嘛”。
因为我十几年前写小说的时候，大量剧情会涉及到宗族据堡自守，所以对这方面史料整理过一点，对这话题很敏感。
以现代人角度来看躬耕地容易出现误差，一来，涉及普通人对历史上真实诸葛亮的认知问题；二来，涉及对历史上三国时期大环境的认知。
抛开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，我认为建安初年的诸葛亮就只是乱世中千万“布衣”的一员，或者数十万“士人”的一员，优秀来自于成年后的经历和季汉政权给的机会。
你要非说十几岁刚到荆州的诸葛亮已经是一个料事如神的天才，能轻松选到最安全的躬耕地，还能用某种手腕抢到，这就是出自想像了。诸葛亮本人说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“悲叹穷庐”被大家视为空话。
作为北方流寓人士，在刘表自己都要看荆州本地大族脸色的情况下，诸葛亮想从这些大族手上获得一块丰厚的良田显然不现实。
按推理，不外乎三种情况：1.借助“朋友圈”的力量得到襄阳附近中田、下田的施舍比如城西隆中的山田；2.北上寻找南阳郡因人口流失空出来的良田；3.自己去开荒。
《魏略》：“（杨沛）占河南夕阳亭部荒田二顷，起瓜牛庐，居止其中，其妻子冻饿，沛亡，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。”荒田难垦，二百亩养不活一家人，实惨。
由刘表从襄阳周边大族手上抠些劣田分配给诸葛亮（隆中说），或者让诸葛亮到所谓“曹占区”去捡空地（宛城说），历来争议都大，中间的新野、穰、樊、邓倒是最适合躬耕可惜前三者无直接记载。
先不说中间那些相对安全的平原地区，本文就主要解决“山里能不能住人”和“战乱区能不能住人”两个问题。
《后汉书·荀彧传》：同郡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，避乱密西山中。彧谓父老曰：“颍川，四战之地也。天下有变，常为兵冲。密虽小固，不足以抵大难，宜亟避之。”乡人多怀土不能去。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，彧乃独将宗族从馥，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。
《三国志·司马朗传》：父老恋旧，莫有从者，惟同县赵咨，将家属俱与朗往焉。后数月，关东诸州郡起兵，众数十万，皆集荥阳及河内。诸将不能相一，纵兵钞掠，民人死者且半。
以上两条，简单说就是当时只有极少数“聪明人”有魄力放弃故土，其他人留在战乱区没有好下场。表面看证明战乱区不能住人，但反过来看其实说明多数人宁愿选择战乱区。
韩融的父亲与荀彧的爷爷同为“颍川四长”，都是颍川最聪明的一群人，但荀彧能避祸，韩融不能，这与智商无关，而是取舍，受各种因素影响。乱世中有许多头脑简单的百姓生存下来，也有许多天才级的士人横死。事实上，流寓者死在异乡的也并不少。
明知有危险，韩融之流仍然留在战乱区，一是到外地后生活质量必然下降；二是不愿意放弃开垦过的田产和祖业祖坟；二是认为董卓军很快离境，不会入山；三是山林有险可守。事实上进山躲避战乱的人非常多，成功的大有人在。
《三国志》“州黄巾贼攻破北海，（郑）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。”
“孙权杀吴郡太守盛宪，宪故孝廉妫览、戴员亡匿山中”。
“（杨）俊以兵乱方起，而河内处四达之衢，必为战场，乃扶持老弱诣京、密山间”。（与前面说的韩融是同一地区）
“建安初，关中始平，（凉）茂与扶风苏则共入武功南山”。
“（谯）秀常冠鹿皮，躬耕山薮。及萧敬叛乱，避难宕渠川中，乡人宗族冯依者以百数。”
“（田畴）遂人徐无山中，营深险平敞地而居，躬耕以养父母。百姓归之，数年间至五千余家。”（《先贤行状》作无终山）
“黄巾起，（邴）原将家属入海，住郁洲山中。（管宁）庐於山谷。”
《先贤形状》：“嵩字德高，义阳人。少好学，贫不改操。知世将乱，不应三公之命，与同好数人隐居于郦西山中。黄巾起，嵩避难南方”。
《后汉书》“既而天下大乱，（刘）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。”
承宫在求学期间，“为诸生拾薪。后遭天下丧乱，遂将诸生避地汉中，后与妻子之蒙阴山，肆力耕种。禾黍将孰，人有认之者，宫不与计，推之而去”。
“（桓荣）徒众数百人。莽败，天下乱。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，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”。
既然已经讲到带弟子入山，顺便把和平时期入山教学的例子也放后面。
李恂步归乡里，潜居山泽，结草为庐，独与诸生织席自给。
（国）渊笃学好古，在辽东，常讲学於山岩，
张楷家贫无以为业，常乘驴车至县卖药，足给食者……隐居弘农山中，学者随之，所居成市。
张臶徙循常山，门徒且数百人.。
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，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。时谷籴县乏，玄罢谢诸生。
陈寔为太丘长，遭党锢，隐居荆山，远近宗师之。
（魏应）教授山泽中，徒众常数百人。
王莽篡位，（刘）茂弃官，避世弘农山中教授。
樊英隐于壶山之阳，受业者四方而至。
高凤后遂为名儒，乃教授于西唐山中。
赵康叔盛者,隐于武当山,清静不仕，以经传教授。
公孙瓚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。
刘焉去官居阳城山，精学教授。
颖容字子严，陈国长平人，博学多通，善《春秋左氏》。初平中，避乱荆州，聚徒千余人。刘表以为武陵太守，不肯起。
顺便再放几例学者、贤士隐居山林的材料，有些人可能也有弟子陪伴。
韩暨字公至，南阳堵阳人……徙居山都之山。荆州牧刘表礼辟，遂遁逃，南居孱陵界。
胡昭转居陆浑山中，躬耕乐道，以经籍自娱。闾里敬而爱之。
何夔遁匿灊山。
卢植以老病去位，隐居上谷军都山，
逢萌之琅邪劳山，养志修道，
严光乃耕于富春山，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。
梁鸿、孟光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织为业，咏《诗》《书》，弹琴以自娱。
高恢，少好《老子》，隐于华阴山中。
矫慎少好黄、老，隐遁山谷，因穴为室。
山林中没有俗人俗事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，这点可以理解。与这种情况类似的是“不应征辟”，不想做官又怕被强行带走，就往山里躲。
“戴良逃入江夏山中。优游不仕。”
法真对太守说：“若欲吏之，真将在北山之北，南山之南矣。"
皇甫谧《逸士传》“（王）儁为人外静而内明，不应州郡、三府之命。公车征，不到，避地居武陵，归儁者一百余家。”
那不管是因为战乱，还是为了清静入山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“山里怎么生活”？
汉时在山中耕种的技术还不足，目前只在少数地区发现疑似梯田的陶模或壁画，单靠山田很难糊口。所以史书中”入山“的人主要三种情况，一是住在山上，但在山下、山前、山谷的平地种田；二是利用山中的物产，到市集换粮食；三是短时间避难，最后还是被逼出山。
靠山吃山，董卓迁都长安时提出的理由就是“且陇右材木自出，致之甚易。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灶数千所，并功营之”。不说山中的猎物和矿产，连常见的木、石都是极有价值的资源。
汉代本来对山林中出产的东西是官营，百姓想采集会被单独征税。但某些灾年，官方会主动免去这笔费用，任百姓入山自取，乱世自不必说，想征税只会打起来。
《后汉书·和殇帝纪》 “禀贷被灾害不能自存者，令得渔采山林池泽，不收假税。”
下面这些例子，就是古人对山货的各种利用。
“王莽末，天下旱蝗，黄金一斤易粟一斛；至是野谷旅生，麻尗尤盛，野蚕成茧，被于山阜，人收其利焉。”
“台佟隐于武安山，凿穴为居，采药自业。”
“韩康家世著姓。常采药名山，卖于长安市。”
《魏略》：“刘雄鸣者，蓝田人也。少以采药射猎为事，常居覆车山下。”
“庞公者，南郡襄阳人也。居岘山之南，未尝入城府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，因采药不反。”
“嵇康采药於汲郡共北山中，见隐者孙登。登字公和，不知何许人，无家属，於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。夏则编草为裳，冬则被发自覆。”
“（马）腾少贫无产业，常从彰山中斫材木，负贩诣城市，以自供给。”
“夏馥入林虑山中，隐匿姓名，为治家佣。亲突烟炭。”
“杜根为宜城山中酒家客，积十五年。”
“矫慎同郡马瑶，隐于汧山，以兔罝为事（用网捉兔子）。”
可以看到在山里活下去的方式还是很多，采药卖药，樵猎，做佣人、奴客，我记得还有在山里养猪之类的。事实上，平地居住的百姓，也往往需要上山打柴、放羊。
当然山货没办法当主业，山里的生活总体还是辛苦，节食也是活下去的方式……
“故士或掩目而渊潜，或盥耳而山栖；或草耕而仅饱，或木茹而长饥”。
“阮籍少时尝游苏门山，苏门山有隐者，莫知名姓，有竹实数斛、臼杵而已。”
高句骊地方二千里，多大山深谷，人随而为居。少田业，力作不足以自资，故其俗节于饮食。（一直传到现代韩国么）
有抱团取暖的。
“常林乃避地上党，耕种山阿。当时旱蝗，林独丰收，尽呼比邻，升斗分之。”（山阿中似乎有避蝗作用？）
“杨俊……京、密山间，同行者百余家。俊振济贫乏，通共有无。”
也有养不活自己就做贼的。
“（司马芝）少为书生，避乱荆州，于鲁阳山遇贼”。
“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，众至百万，号曰黑山贼。”
《高士传》“建安十六年，百姓闻马超叛，避兵入山者千余家，饥乏，渐相劫略”。
“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，毛甘万户屯乌聊山，黟帅陈仆、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。林历山四面壁立，高数十丈，径路危狭，不容刀楯。”
那以上这些例子，不一定都能用来论证诸葛亮的山林生活，我写文章有时只是把同类资料放一起存档，方便以后查找。
要说山林与躬耕地话题的相关性，一是南阳方认为汉末的“深山老林”虎狼出没，道路隔绝，不适合生存，上述例子提供了生存的可能和方式；二是襄阳方认为曹操与刘表在南阳郡北部反复争夺，战乱区无法生存，上述例子提供了战乱时可入山躲避的例证，虽然有些例证是失败的。
当然，隆中山和各种例子中的山情况肯定不同，宛城和其他地区也不同，我提供的只是辅证不是直接证据，没准备说服谁。
其实以汉末“郡郡作帝，县县自王”（出自《英雄记》吕布与萧建书）的状况，生活在任何地区都是不安全的，包括襄阳西南一百五十里的柤中蛮王梅敷，在建安初年其势力边缘离襄阳最近处可能就几十里，襄阳附近的襄阳蛮、江夏蛮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，而更普遍的还是遍地的“山贼”、“宗贼”。
当然，《三国志·和洽传》也有提到：“荆州刘表……山夷民弱，易依倚也”。就是说，荆州地区的蛮夷，战斗力或凶狠程度一般（估计是相对益州、扬州和北方胡人而言）。
关于汉末与“山”相关的材料差不多在上面了，谈不上要做什么结论，仅供参考，有需要的自取。后面再顺便把与“山”类似的，各地贼帅列一列，这些人的坞堡也可能依山而建。
《九州春秋》讲袁谭在青州的情况时，说各县“邑有万户者，著籍不盈数百”。也就是说，当时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老老实实上户口，正常交税的。
关于汉末三国时期的人口，这方面文章很多，我就直接放数字：汉桓帝时5600万，到三国时曹魏443万，蜀汉108万，吴国256万（非同一时期），就是合计约800万（《通典》认为760万），这还是三个国家鼎盛时的人口，也只相当于桓帝时百分之十四，可想建安年间确实只相当于桓帝时百分之几的人口。
学界公认，那些消失的人口并不全是死于战乱饥荒和疫病，藏于民间的还是占多数。比如西晋太康元年（280年）统计时迅速达到1600万，现代分析公元300年左右实际人口3500万。从800万到3500万之间，主要就是隐民的差别。（注：以上都是比较公认的观点而且细节不重要，为了节省时间和减轻阅读量，我就不直接放史料原文和分析过程了，较真的朋友可自行查阅相关文章）
隐民中当然有大量人口是奴仆和流民散户，但我们只关注结堡自守的，有规模的“贼”，因为只有这种情况，才能解释为什么在天下大乱时，有些人敢于留在故土对抗董卓、曹操等正规军。
必须普及一下，所谓“贼”，当时可不是单指“农民起义”或者“山大王”，只要对方跟你立场不同，或者不向我方交税，你都可以把他称为贼。比如吕布称孙坚为贼，李典称刘备为贼，《曹真碑》称诸葛亮为贼，诸葛亮也称魏军为“魏贼”。
《三国志·贺齐全》“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，化民为贼”。
《三国志·司马芝传》“郡主簿刘节，旧族豪侠，宾客千余家，出为盗贼，入乱吏治。”
《三国志·孙破虏传》“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，处处屯聚”，《吴录》“时有乌程邹他、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等，各聚众万余或数千（注意前太守都‘聚众’，与其他宗帅并称）。（孙策）引兵扑讨，皆攻破之。”“策自讨虎，虎高垒坚守，使其弟舆请和。”
以汉末的大环境，如果宗族中没有出过官员或者没有家财，光靠嘴皮子很难聚集大量部众，建立壁垒，所以可以推想许多所谓“宗贼”就是不服从当今官员，而自身又是“前官员”的大族。
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所言：“城之小者曰坞。天下兵争，聚众筑坞以自守。”
《后汉书·刘表传》“遣人诱宗贼帅，至者十五人，皆斩之而袭取其众。唯江夏贼张虎、陈坐拥兵据襄阳城，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，乃降。”这段大家很熟了，刘表除掉了这十几家宗贼，荆州各郡县便闻风或降或逃，可见宗贼在当时人眼中的份量。我有时候还怀疑这些宗贼，就是冠盖里那几十家出过“二千石”的大族。
汉末的大族势力非常强，不亚于我们熟悉的某些小“诸侯”，宗族家兵也不全是我们想的那种青衣苍头，不堪一击。汉灵帝讨黄巾时，“诏公卿百官出马弩各有差。”宗族可是有装备的。
《后汉纪》：“（朱）隽上书求过本郡募兵，天子许之，得以便宜从事。将家兵二千人，并郡所调合五千人。”朱隽就是靠这五千人横扫天下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平乱。
《后汉书》张璠《汉纪》：“灵帝末，（郑泰）知天下将乱，阴交结豪桀。家富于财，有田四百顷，而食常不足，名闻山东。”
糜竺更不用说了，“僮客万人”，随手送刘备二千人，刘备马上“赖此复振”。
本来在说“贼”里面有前官员，怎么就跳到没做贼的大族了呢，是不是太发散？
其实并不是说只有做“贼”的人才会被讨伐。像诸葛恪贪图丹阳精兵的时候，“候其谷稼将熟，辄纵兵芟刈，使无遗种。旧谷既尽，新田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无所入，于是山民饥穷，渐出降首。”硬生生把种田的丹阳山民饿到出来当兵。
常林“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。陈、冯二姓，旧族冠冕。张杨利其妇女，贪其资货。林率其宗族，为之策谋”。
‘海昏上缭宗人数欺下国，患之有年矣，击之，路由不便，幸因将军神武而临之。且上缭国富廪实，吴娃越姬充于后庭，明珠大贝被于帑藏，取之可以资军，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也。（孙）策愿举敝邑，躬率士卒，以为外援。’（刘）勋然之。刘晔谏曰：‘上缭虽小，而城坚池深，守之则易，攻之则难，不可旬日而拔也。
扬州地区因为开发时间较晚，这种结壁自保的小势力特别多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东吴的将帅们，大量时间是在讨贼（抢劫）。
当然地方豪强也不是吃素的，动辄上万人，像著名的麻、保二屯，孙家多次进攻无果，到建安十一年才由周瑜出手拿下。
《贺齐传》里的贼最多。“贼洪明、洪进、苑御、吴免、华当等五人，率各万户”。“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勤山，毛甘万户屯乌聊山，黟帅陈仆、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。”“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，复数千人。”“豫章东部民彭才、李玉、王海等起为贼乱，众万余人。”等等。没人知道这些势力单纯是自保，还是真出来抢劫过。
满宠为汝南太守，“募其服从者五百人，率攻下二十余壁，诱其未降渠帅，于坐上杀十余人，一时皆平。得户二万，兵二千人，令就田业”。这是跟刘表一样，引别人来喝酒，然后干掉。如果真是一群强盗，知道有重罪，还敢来赴宴么？
《太史慈传》“海昏有上缭壁，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，惟输租布于郡耳，发召一人遂不可得”。可以看到，这几千家人最大的罪过就是不肯参军，人家还交着税呢，华歆都没管过，最后还是被贪财的孙策平定了。
“（田）畴得北归，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……遂入徐无山中，营深险平敞地而居，躬耕以养父母。百姓归之，数年间至五千馀家。”
杜恕“营宜阳一泉坞，因其垒堑之固，小大家焉”。
许褚“汉末，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，共坚壁以御寇。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褚壁”。
上面几位我们熟悉的三国人物，结众自保，就没干过什么坏事儿。
袁绍称霸一方，“又击刘石、青牛角、黄龙、左校、郭大贤、李大目、于氐根等，皆屠其屯壁”。
“东牟人王营，众三千余家”。
“牟平贼从钱，众亦数千”。
“庐江界有山贼陈策，众数万人，临险而守。”
“贼张赤等五千余家聚桃山。”
“先是郡人侯音反，众数千人，在山中为群盗。”
以上这些“贼”，有些可能出来抢劫过，但被讨伐的主因，还是他们的人口和钱粮。
如果再扩展到五胡乱华时期就更清楚了。
敦煌鸣沙屈出土的《鸣沙石室佚书》：“永嘉大乱（304-316年），中夏残荒。保壁大帅数不盈四十。多者不过四五千家，少者千家五百家。”
《晋书》“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，斩之，克垒壁十余，降掠五千余户而归”；
石勒“寇襄阳，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，留刁膺守襄阳”而回。
同样是“保壁大帅”，在汉末三国被称为“贼”，在晋就是我们坚守故土的北方同胞。
列这么多材料，还是那个意思，给自己做一个存档，不一定都用来证明什么。
要回到躬耕地话题呢，就是说汉末三国，不是只有那十几路“诸侯”在对战，不是说像常规观念里，谁家攻下几座县城，设了太守、县长，就等于平定了当地。
山林里可以躬耕，战乱地同样可以躬耕而且不一定会被抓。虽然我支持和平且丰饶的新野、穰、邓、樊，但不妨碍我为隆中山伏龙山和宛城以北诸地说公道话。
（我不喜欢像某些博主那样找本书照读，直接传播早被说烂的正史、传统观点，他们做的只是科普工作，而不是挖掘。）
请随时记住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口是不受官方管辖的。而我们看到的《三国志》，对这些人口所用的笔墨，连百分之一都不到。
史料没记载的事不等于没发生，可能只是因为发生在另外百分之九十几的空间里。寻找这些边角料，就是爱史者的兴趣所在。
